从朝九晚五，到996，再到715，打工人还有多少时间能被“压榨”？
时间是每个打工人手中最宝贵的资源，而这份资源近年来却在不断被侵蚀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中国人的周平均工作时长创下近20年的新高，达到49小时。多年前，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让人羡慕；几年前，996工作制引发社会热议；如今，甚至连715工作制这样极端的工作方式也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从每周40小时到72小时，再到105小时，打工人的时间究竟还能被压榨多少？
从官方数据看，中国人的工作时间正在持续增长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中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是48.6小时，与2023年的49小时基本相当。而在过去6年间，中国人的周平均工作时长不断攀升，从2018年9月的46.1小时，增长到2023年9月的48.8小时，增幅达2.7小时。这意味着，平均每个中国打工人每年比6年前多工作了约140小时，相当于额外工作了近18个工作日。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数以亿计打工人被不断压缩的生活空间和休息时间。据估算，2022年，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全年工作时长是2395小时，2023年增长到了2450小时。短短一年，中国人平均多干了55个小时——按8小时工作制来换算，相当于多工作了近7天，这比国庆长假（含调休）的时间还要长！
从国际比较看，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已位居世界前列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（OECD）公布的数据对比显示，在167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，中国是周平均工作时长超过44小时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。而在OECD国家中，2022年平均工时最长的墨西哥也仅有2207小时，比中国少了约243小时。这意味着，中国人比墨西哥人每年多工作约一个月！
要理解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变化，我们需要回溯工作制度的历史演变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。1995年，《劳动法》正式规定了每周44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，即朝九晚六的工作模式。到了1995年5月1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修改〈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〉的决定》，正式实施每周五天、每天八小时的标准工作制，将法定工作时间缩减为每周40小时，这就是人们熟知的"朝九晚五"工作制。
进入21世纪后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，加班文化开始在中国蔓延。2019年，"996工作制"（早9点上班，晚9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）在互联网行业引发热议。马云曾公开表示："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，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。"这种言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，也将加班文化推向公众视野的风口浪尖。
到了2020年，西贝餐饮创始人贾国龙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称"996算个啥，我们是715、白加黑、夜总会"，首次提出了"715工作制"的概念。所谓"715工作制"，指的是每周工作7天，每天工作15小时的极端工作方式，相当于一周工作105小时，是法定工作时间的2.6倍！这比996工作制（每周72小时）更加极端，几乎占据了一个人除睡眠外的所有时间。
如此极端的工作方式是否合法？答案是明确的：违法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明确规定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。即使是加班，法律也有严格限制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，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，每日一般不得超过1小时；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，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，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。
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常亮曾明确指出，企业如果强制要求全体员工实行"996、715工作制"，即使支付加班费或增加各项福利，也是直接违反《劳动法》的。"996工作制"相当于每周工作72小时，"715工作制"相当于每周工作105小时，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为何加班文化在中国如此盛行？又为何很少有人挺身而出维权？
第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下的生存焦虑。近年来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，就业压力加大。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调研数据，超过65%的上班族表示他们的加班是"被迫的"，主要原因是"担心失业"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明知被过度"压榨"，许多打工人也不得不默默承受，因为"能有一份工作"已经成为许多人最基本的诉求。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打工者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："很多人想找长时间加班的工作，但是现在经济情况不好，很多人就算是愿意主动加班也还是没法找到工作。"这句话道出了当下许多打工人的无奈：加班不再是权利问题，而成了一种"特权"。
第二是企业文化的扭曲与美化。许多公司将过度加班包装成"奋斗""拼搏"甚至是"福报"，将个人价值与工作时长绑定。贾国龙在提出"715工作制"的同时，也宣扬"奋斗就应该是喜悦的、自愿的"，将极端工作方式美化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让许多年轻人陷入误区，认为不加班就是不够努力，不够优秀。
当被质疑违法后，西贝方面立即回应称，"715"实际上是"西贝员工自主工作状态的一种描述"，并不是一种硬性的标准，"不存在企业平白无故给员工超负荷的工作量，更不存在企业违法用工"。这种辩解模式几乎成了标准答案：不是公司要求，而是员工"自愿"。
第三是监管不力与维权困难。虽然《劳动法》对工作时间有明确规定，但在实际执行中，劳动监察力量薄弱，很多违法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。同时，由于信息不对称、证据收集困难等原因，打工人即使想维权也面临诸多障碍。加上维权成本高、结果不确定，许多劳动者选择了沉默忍受。
过度工作对个人和社会都带来了严重影响。首先是健康问题。长期过度工作会导致身心俱疲，增加心脑血管疾病、抑郁症等风险。中国临床营养网曾发布研究报告称，长期加班（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）的人群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工作时间的人高出60%。
第四是生育率下降。过度工作导致年轻人没有时间和精力谈恋爱、结婚生子。西南财经大学与清华大学的联合报告显示，若生育率维持1.05的低水平，到2100年，中国人口将锐减至4.6亿。过度工作文化无疑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第五是社会关系淡漠。长时间工作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、朋友，导致社会关系淡化，加剧社会原子化趋势。一项针对"996工作制"员工的调查显示，超过70%的受访者表示工作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政府应加强劳动监察，严格执行《劳动法》相关规定，对违法加班行为予以严惩。同时，可以借鉴国际经验，探索灵活工作制度，如"四天工作制"等新型工作模式。北欧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"四天工作制"，实践表明，适当缩短工作时间不仅没有降低工作效率，反而提高了员工满意度和创造力。
已经有企业开始尝试改变。2024年7月，耐克大中华区宣布试行"四天工作制"，即员工每周工作四天，共32小时，工资待遇不变。这一举措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，许多网友表示羡慕，并呼吁更多企业跟进。
企业应调整用人理念，从"以时间论英雄"转向"以效率论成败"。研究表明，长时间工作并不等于高产出。相反，适当的休息和放松能够提高创造力和工作效率。企业应该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，关注员工的实际产出和创新能力，而非简单地以工作时长作为评判标准。
劳动者也应增强法律意识，勇于维护自身权益。了解《劳动法》赋予的权利，知晓加班应有的报酬和限制，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权。同时，提升自身技能和竞争力，增强在就业市场的议价能力，避免陷入"为了保住工作而接受任何条件"的被动局面。
更深层次看，我们需要反思当前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。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，而非牺牲生活质量换取GDP增长。如果经济增长建立在压榨劳动者的基础上，那么这种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
一位网名为"打工诗人"的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"我不反对努力工作，但我反对把过度工作美化为奋斗。真正的奋斗应该是有边界的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用生活换取所谓的成功。"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量网友的认同和转发。
从朝九晚五到996，再到715，打工人的时间被一步步蚕食。但我们应该看到，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逆转。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，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不合理的工作制度，呼吁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平衡。
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。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，我们不应忘记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，创造一个既高效又人性化的工作环境。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："一个真正发达的社会，不是穷人都有车开，而是富人都坐公交；同样，不是底层劳动者都能加班，而是精英阶层都能准时下班。"
你认为，打工人的时间还能被压榨多少？什么样的工作制度才是最合理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经历。